有媒體報道說，某些在職場上比較搶手的教授，每隔三五年就換一所院校，聘期一結束，立馬大抬身價，學校不答應就跳槽走人。這種被譏之為“職業(yè)跳槽教授”的“杰出人才”，流動的主要目的是逐利和謀官，流動一次就抬一次身價，其“跳槽”手法和時下的“炒房”并無二致。

　　“職業(yè)跳槽教授”的出現(xiàn)，折射的是高校人才流動的無序狀態(tài)?！半p一流”建設背景下的人才爭奪白熱化，狹隘的人才觀和急功近利的心態(tài)更為頭頂各種杰出人才帽子的人提供了現(xiàn)成條件。人才流動暴露出的問題，如果不能倒逼相關制度規(guī)范的不斷完善，那么，隨著高校學位點評估的啟動，這種“炒房式”跳槽的現(xiàn)象恐怕會更多，這對剛剛開始的“雙一流”建設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，著實令人擔憂。

　　跳一次槽抬一次身價，把逐利謀官視為“價格發(fā)現(xiàn)”的過程，遵循的正是典型的市場法則。杰出人才在流動中不斷自抬身價，反映的是智力資本通過市場參與分配逐利的沖動，已經開始滲透到大學校園中來，其表現(xiàn)就是部分杰出人才，希望用市場法則主導大學校園里的利益分配。有一點必須指明，杰出人才以技術或其他智力成果為資本參與市場分配，遵循的是市場邏輯，但在大學校園里，利益分配格局是在學術導向下形成的，不可能完全以市場法則行事?？赡軙腥四米约旱膶W術水平和資歷，和那些與己相當?shù)氖袌鋈耸繉Ρ?，在對比中確定自己的價碼，這無形中混淆了市場導向和學術導向的邊界。針對“雙一流”建設背景下人才流動的新情況，區(qū)分這個邊界，是制定和完善相應的制度規(guī)范時應該考量的因素。

　　個人可以追求利益，但任何利益最大化的可能性，都只能在基本國情的限定下得以實現(xiàn)。人才流動的預期收益不能簡單套用市場邏輯，也不能簡單和國外尤其是發(fā)達國家比。在我們這個發(fā)展中國家，脫離了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考慮自身利益，很可能會和大環(huán)境產生某種不協(xié)調。像有媒體描述的那樣，不否認在多數(shù)人老老實實“等紅燈”的時候，少數(shù)杰出人才能從天而降直接就殺到了“馬路對面”，現(xiàn)在也確實有這樣的機會，但這不應該成為普遍的人才流動模式，更不應該成為精英群體的價值追求。其實，不僅是高校的杰出人才，其他領域的社會精英，最終也只能在和民眾的共同奮斗、共同勞動中逐步實現(xiàn)自己的利益。何況以國內水準定義的“杰出”，還不等于國際水準定義的“杰出”，規(guī)范高校人才流動秩序，這個因素是否也得考量？

　　大學對社會的引領作用，包括價值觀和道德等層面的引領，主要是通過大學里的知識精英們實現(xiàn)的。大學里的杰出人才，是知識精英中的精英，雖然不必苛求其中的每個人都成為道德楷模，但希望他們具有基本的職業(yè)誠信并不為過。如果知識群體金字塔尖的杰出人才都敢把“跳槽”玩成“炒房”，引領社會固然是奢談，如此汲汲于逐利謀官的教授們，還能給一所大學、給自己的學生，留下值得追憶的精神財富嗎？